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研究員董曉遠：

　　■ 深圳特區報記者 廖露蕾

　　“建立‘政府政策實驗室’，對可能實行的經濟政策進行‘仿真模擬’，對于尋找經濟體制改革的動力源和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深圳可以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建立自己的‘政府政策實驗室’，以進一步完善深圳開放型經濟發展體制機制。”日前，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研究員董曉遠接受本報記者專訪，結合《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方案（2013-2015年）》，為深圳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提出了創新見解。

　　科學預估政策利弊得失

　　深圳特區報：5月9日，我市召開全市改革工作會議并印發《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方案（2013-2015年）》，您如何看待這一文件的出臺？結合《總體方案》，針對經濟發展，您有什么樣的看法和建議？

　　董曉遠：《總體方案》是深圳新一輪改革的路線圖和動員令，凝聚了集體智慧和廣泛共識，強化了改革的系統性與協同性，根據當前深圳改革發展的實際需要來安排改革項目的先后順序和輕重緩急，為深圳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是千千萬萬深圳人的共同事業，需要各行各業根據自己的工作實際把改革方案落到實處。在這方面，社科理論工作者任重道遠，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與方法，建立“政府政策實驗室”，對政府即將出臺的各項經濟政策進行“仿真模擬實驗”，采用科學方法預先評估利弊得失，為深圳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決策支持。

　　運用CGE模型分不同情況進行模擬

　　深圳特區報：這一設想如何實現？

　　董曉遠：這一設想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舉一個最新的國際例證。近年來歐美經濟復蘇乏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捉襟見肘，那么如何尋找一種既不增加財政負擔又不使流動性泛濫的政策來提振經濟？歐美找到了答案，這就是“體制改革”——通過談判簽訂“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削減兩大經濟體間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協調一系列行業規范，在兩年之內建成歐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宣布這項協定預計將分別為歐盟和美國帶來1190億歐元和950億歐元收入。英國首相卡梅倫說，“這項自貿協定有望使歐盟經濟規模增加1000億英鎊，使美國經濟規模增加800億英鎊，同時令世界其他地區受益850億英鎊。”歐洲的這兩位領導人所依據的都是歐盟今年3月份完成的一項研究報告——《削減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壁壘的經濟評估》。

　　那么，歐盟的“社科研究機構”（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又是如何發現這一機會的？這就要借助于現代的研究工具，就是被人們譽為“政府政策實驗室”的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

　　通過運用CGE模型，分三種假設情況進行模擬，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現，在激進估計的情境下，即如果歐美之間取消了所有關稅，貨物與服務貿易非關稅壁壘消減25%，政府采購壁壘削減50%，那么，到2027年，歐盟與美國的GDP能夠分別提高0.48%和0.39%，換算成絕對數即1192.12億歐元和949.04億歐元。這就是以上歐洲兩位領導人對歐美自貿區評價的由來。

　　模型有助于為改革尋找突破口

　　深圳特區報：這一模型對深圳的經濟體制改革有什么啟示？

　　董曉遠：CGE模型理論基礎源遠流長，并吸收了當代經濟研究的最新成果，由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共同研制和改進模型；由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糧農組織等提供權威數據，由行業內最著名的軟件商提供專用軟件，所得出的結論自然具有較強的可信性。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建立“政府政策實驗室”，對可能實行的經濟政策進行“仿真模擬”，對于尋找經濟體制改革的動力源和突破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實際上，世界上至少有60多個國家、400多家研究機構在采用CGE模型進行經濟政策研究。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也應該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建立自己的“政府政策實驗室”，以進一步完善深圳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

　　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應與時俱進

　　深圳特區報：建立“政府政策實驗室”對深圳有怎樣的重要意義？

　　董曉遠：作為經濟高度外向、又以國際化為發展目標的城市，深圳當前急需研究的問題是，面對歐美即將建立自貿區的國際貿易大變局，深圳各行業的進出口會受到什么影響？哪些行業得益或受損？受益或受損的程度有多大？深圳各行業的產出會受到什么影響？對深圳GDP又有什么影響？深圳應該如何應對？對外部政策沖擊的模擬，正是“政府政策實驗室”的用武之處。

　　我們正處在一個大數據與云計算的時代，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應當與時俱進。生產力的發展是以生產工具的變革來分期的。研究方法與工具能不能接近或達到國際前沿，能否對海量的經濟數據進行及時的科學分析，是衡量一個地區科研質量與研究效率的重要標志，也是政府能否真正得到科學的決策支持的重要標志。

編輯:梁碩芳